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喪鐘為誰而鳴?韓國滅國,最著急的是中國,清朝滅亡前的回光返照

清末內閣甲午之后,朝鮮在日本逼迫下,改名大韓帝國,但韓國的實權操縱在日本手中。日俄戰爭后,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鮮。而韓國不是一下子滅亡而是日本一步步穩扎穩打進行的。隨著韓國

清末內閣

甲午之后,朝鮮在日本逼迫下,改名大韓帝國,但韓國的實權操縱在日本手中。日俄戰爭后,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鮮。而韓國不是一下子滅亡而是日本一步步穩扎穩打進行的。隨著韓國滅亡的局勢一天天明朗,清政府的危機意識也逐步加強。雖然從時間上看清政府在八國侵華之后就已經宣布要改革,但是那只是空口白話,當清政府看到了今天韓國真的有了亡國滅種的危機,于是才舉國發奮圖強大改革。

日韓合并后的韓國

一、正式滅亡韓國前,日本對韓國的蠶食

甲午戰爭之前,日本憑借種種和朝鮮的不平等條約,逐步控制了朝鮮中央。甲午戰爭開戰,清政府作戰不力,失去了朝鮮王城,日本由此控制了朝鮮王室,日本得以以朝鮮王的名義通電朝鮮全國,聲明是朝鮮王室請求日軍出兵驅逐清軍,日本不是來侵略的,是來幫助朝鮮人民恢復獨立的。甲午戰后,中國勢力完全退出了朝鮮半島,但是俄國勢力馬上跟進。日俄因朝鮮問題鬧得不可開交,最終爆發了日俄戰爭,俄國戰敗,日本終于獨霸了朝鮮。

而日本對韓國的滅亡,不是1910年的《日韓合并條約》一下子就能合并的,在這之前,日本早已蠶食了韓國作為獨立國家的種種權力。換句話說,韓國空有大韓帝國的威名,實際上,整個國家的重要部門的實際掌握者全是日本人。而日本對韓國主權的蠶食正是通過甲午之后的三次日韓協定進行的。

日韓合并后的韓國

二、三次日韓協定

1904年8月22日,日韓簽訂了第一次日韓協定,日本要求韓國聘用日本人充當韓國國家財務和外交的顧問。名義上的財務大臣、外務大臣是韓國人,但是這是表面的。實際上,這兩權掌握在日本顧問手中,日本顧問作為這兩大臣的太上大臣獨攬了財務、外交權。這樣日本就攫取了韓國作為獨立國家最重要的外交權、財務權。韓國對外交往,和誰交往、和誰簽訂條約都需要經過日本顧問的允許;而韓國的國家財政安排,日本一清二楚。

1905年11月17日,日俄戰爭結束后不久,簽訂了第二次日韓協定,真正剝奪了韓國的外交權,這下子韓國的外交大臣已經不是韓國人了,但作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怎么能給韓國皇帝當手下呢?所以日本專門在朝鮮設置了統監府,“幫助”韓國管理外交,可是統監府雖然名義上只管外交,實際上手已經伸向了韓國政府的各個部門,成為了韓國政府的太上政府。伊藤博文就是第一任統監府長官。

伊藤博文

1907年7月24日,簽訂了第三次日韓協定,解散韓國軍隊,韓國由日軍保護;司法也有日本法官處理。至此作為國家獨立象征中的另外幾項軍事權、司法權也被剝奪了。大韓帝國真的是空有架子,完全是日本囊中之物。

日韓合并條約

日本遲遲不肯真正滅亡韓國的原因就是缺一個合理的借口。1909年10月26日侵略頭子伊藤博文被志士安重根刺殺,這給了日本一個絕好的借口,日本朝野瘋狂鼓吹吞并韓國。1910年經過韓奸們的“請愿”,哭著喊著求韓國加入大日本帝國吧、我們韓國人也是日本人(日韓同祖論)。日本只好“委屈的”接受了韓國“人民”提出的“合邦要求”。1910年8月22日日韓簽訂了《日韓合并條約》,韓國滅亡,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。(所以侵華日軍中有韓國人,東北一般稱他們為“二鬼子”)

三、滅亡韓國,中國的反應

以上我們可以知道,日本滅亡韓國是步步為營、穩扎穩打,不是一蹴而就,所以隨著韓國危機的加深,中國必然有所反應。雖然當時的清政府人才凋零,李中堂去世了,張之洞臨危受命,但是晚清政局詭譎多變,自天平天國之亂以來崛起的洋務派漢族士大夫的權力,以八國侵華為開端,又被滿洲貴族打壓回去了。所以至此時,士大夫中的能人(開明的滿族士人都不行)影響力大不如李鴻章時代,此時主導政局的就是滿洲大貴族(奕劻、載灃等王爺們,一般的滿族旗人都不行)。

清朝督撫

這些王爺們出于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,他們也真的不是整天吸鴉片、逛妓院,他們也是真心想清朝好的人。所以面對韓國的危機,唇亡齒寒,清朝中央必然有所反應,其反應就是清末新政的真正執行。

日韓合并后,根據《近代中韓關系史資料匯編》所載,攝政王載灃當時就召集重臣那桐、毓朗 “密議對待之策”,強調以韓為鑒, “民心不可使之渙散”,又趕緊召集東三省總督錫良進京,商討對策。當然日韓合并后,對一般官員也是深有刺激。惲毓鼎可作為一般官員的代表,他在日記中寫道 “日本滅韓,東三省已無可設防,京師亦難安枕。此正我君臣上下臥薪嘗膽、全力保邦之時”。(《惲毓鼎澄齋日記》)

當時清政府的具體對策就是:1.處理好邊境、僑民問題,中朝邊境的具體畫割、朝鮮人的國籍歸屬。2.打算本著國際法原則,對日抗議,因為《馬關條約》規定韓國獨立。但是在那個弱肉強食的近代,弱國無外交啊,抗議自然無效,所以清政府改為 “各國如何應付,我亦一律辦理。”(《清季外交史料全書》)跟列強的風走。

日軍在韓國

四、清末新政真的開始了

清朝對韓國亡國的反應,除了在東北進行善后處理外,最直接的刺激還是軍事改革。

近代以來屢戰屢敗的確是因為中國軍事落后。韓國滅國更是因為韓國軍事不行,所以練兵強軍又提上了日程。新政中清政府計劃編練新式陸軍,重建海軍。日本正式滅亡韓國幾天后,軍諮大臣載濤上疏請求練兵籌餉加固國防。他認為列強之所以國富兵強,就是因為列強重視軍事,列強甚至可以以國家收入的一半為軍費,所以中國要想對內維持統治,對外維護國權也得強兵,他說 “故一切費用皆可力求節省,惟練兵一項,無論如何拮據,總當力任其難。”(《管理軍諮處事務載濤奏為練兵籌餉籌劃國防敬陳管見事》 

海軍大臣載洵與薩鎮冰提出了重建海軍計劃:因國庫空虛,希望可以先購置小船,建立模板;早日組建海軍部,仿照列強的軍事體制;并提出仿照日本的聯合艦隊模式,將中國領海劃分區域,各守海疆。

日軍鎮壓朝鮮反日運動

如果說軍事上占了全國奮發的大部分精力,內政上自然也不能馬虎。其表現就是加速憲政。這種加速的呼聲不僅來自民間,甚至清政府官員大吏也開始呼吁了加速憲政。這時候的請愿立憲有三股合流趨勢,即資產階級立憲派發動開國會的請愿、地方督撫上疏支持、駐外使臣奏請維護。支持立憲的大官總計:“ 湖廣總督陳夔龍、兩江總督端方、河南巡撫林紹年、四川總督趙爾巽,皆以請開國會為言。使臣中則孫寶琦、胡維德、李家駒三人,請速定年限”(孟森: 《憲政篇》 

立憲派和地方督撫、駐外使臣的聯動,都是以日本滅韓國為鑒 “韓國之亡,此皆于我國有制死之幾”(《福建諮議局第二次會議速記錄)這給了清朝中央巨大的壓力。

三次開國會請愿后,1910年11月清朝中央發上諭答應限時開國會,這也是以韓國滅亡為借鑒加速了清政府的改革吧。

清末時近代化

文史君說:

把原定9年預備立憲期縮短為3年,即把國會時間提前到宣統五年(1913年)。這無疑是清政府因為韓國滅亡,在日益緊逼的危機下的無奈之舉。就這樣通過韓國滅亡的教訓加速了清朝立憲的腳步,清政府也想亡羊補牢。至1911年5月為開國會清朝組織了內閣,但這個內閣就是眾所周知的“皇族內閣”,此時的清朝仍不愿放棄獨裁,將人民對清朝的最后一點眷戀都損傷殆盡。誠如出洋考察的大臣于式枚所稱: “(憲政)行之而善,則為日本之維新; 行之不善,則為法國之革命。”此言得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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